易延友：智障者冤狱岂能私了？

　　 【背景】此前，媒体报道了河南嵩县一智障农民被改名换姓后入狱三年的丑闻。这位实名为吕天喜的河南嵩县大坪乡宋岭村农民被改为“田星”，以抢劫罪入狱三年半，直到其出狱前，家人对其被判刑、入狱一直毫不知情，也没有看到判决书。

　　 近日，此事有了新的进展。判决此案的洛阳西工区法院与吕家于10月14日达成协议：吕家获得30万元的“救助金”和5万元其他补偿。智障者家属还签署了“撤诉申请书”，表示“不告了，也不要求重审了。”

　　 截至10月14日，智障者吕天喜仍住在洛阳市一精神病院内。明明是错案，法院却用30万元“救助金”换取家属的“撤诉申请书”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错案本应重审，法院却与当事人家属“私了”，应当如何问责？

　　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友认为，纠正错案，洗刷冤案，是司法公正最基本的要求。洛阳西工区法院不经正常重审程序，用纳税人的钱“私了”错案，显然是执法犯法之举。智障者被冤狱案，应当彻查，追究办案各方的责任，绝不能如此不了了之。

　　 易延友指出，如果仅以吕天喜家属得到的“救助金”和“其他款项”的金额看，高达35万“赔偿金”，远远高于正常程序下的国家赔偿标准。显然，当地法院希望通过“高价私了”，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。

　　 但是，这种“私了”并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程序，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冤案真相。按最高法院公布的2011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赔偿标准为，每日国家赔偿金额为142.33元，而吕天喜家属得到的赔偿，相当于日均320元，两倍于国家标准。

　　 易延友指出，当地法院既然对吕天喜及其家属做出赔偿，这意味着已意识到了该案审判、量刑的失误。那么，对该冤案的处理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，应属于“原判决、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”，那就“应当重新审判”。

　　 对此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05条明确规定：法院院长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，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，“必须”启动重审程序；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，如有认定事实或使用法律的错误，“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”。

　　 与此同时，应当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。按《国家赔偿法》的规定，对错案，赔偿义务机关支付国家赔偿后，还应当向负有错案责任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，并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还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 这才是吕天喜案的正常纠错程序。但是，反观吕天喜案，法院不但没有通过正常的重审程序再审，而且对相关责任人的追责也随着35万元的“私了费”而一笔勾销。当地法院如此慷纳税人之慨，换取所谓的面子及判案者的前途，实为荒唐。

　　 对吕天喜案的责任追究，易延友认为，当地公安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应负最主要责任，其次才是法院。

　　 很多人质疑，为何在吕天喜判刑的时候，法院没有对其做精神鉴定？对此，易延友认为，法院在宣判吕天喜抢劫罪成立的时候，并没有将其认定为限制行事责任能力人。这是因为，精神病鉴定的职责并不在法院。

　　 从法律上看，精神病鉴定一般应由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提起，并非法院的职责。据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在诉讼证明理论中，遵循“精神正常推定”，法院一般会推定被告人精神正常。这是一项普遍原则。不是每一个被起诉到法院的人，都必须做精神鉴定。

　　 具体到吕天喜一案，当地公安对吕天喜刑事立案侦查，到检察院批准逮捕，到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，直到其入狱服刑，数年时间内，家属竟然毫不知情，自然也无法申请对其做精神病鉴定，也无法为其辩护。可以说，正是由于执法机关的多种违法，才是冤狱的根源。

　　 按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，应当在24小时内，把嫌疑人所在地点和情况通知家属。在此案中，公安没有依法办事，家属对其被限制自由不知情，无法为其辩护，首先警方及工作人员应当承担责任，法院的责任倒在其次。

　　 易延友指出，无论是法院、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，多个环节的违法使吕天喜蒙冤入狱三年半。当该案曝光后，这些执法或司法部门还企图以“高价私了”，以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。这不仅侵犯了吕天喜的基本人权，而且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。■

　　（财新记者 刘志洁 采写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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